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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何不试水绝对回报
2010-11-22      作者:好买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文斌

杨文斌 好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的公募基金在经历了其第一个快速增长的十年后,突然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其根源在于单一的相对回报机制无法适应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现实的种种窘境,无不是这一机制自我强化后吐茧自缚的表象。突破传统的公募基金投资理念,对散户投资者引入绝对回报产品线,或许是公募破茧化蝶,实现自我升华的关键。

公募十年微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募基金这次遭遇的信任危机,绝非突然的空穴来风。近2年来,有关公募的负面新闻几乎从未间断过。映入百姓目光的,先是有基金经理的“老鼠仓”事件、“小三”事件,然后是愈演愈烈的“明星基金经理私奔潮”以及公募基金巨亏之后的“费率门”之争等,一直到最近引起业内外巨大轰动的公募元老莫泰山封印辞官、转投私募的事件。难怪,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讲座上,一位基金业的主要领导当场感叹道:“现在真是有些墙倒众人推的感觉”,由此可见,公募基金正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公募如何突破瓶颈、走出困局,各方给的答案不尽相同,但认同度较高的似乎有两条:一是改革公募基金公司的股权机制,让管理层和投研团队能够持股,以期建立与私募相类似的分配激励机制;二是加强基金经理的道德教育,同时疏堵结合,允许基金经理适度投资股票,防止过度监管。对上述两条意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这里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但我相信,这绝不是解决目前公募问题的关键。让我觉得可悲的是,在我们进行基金行业反思的时候,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了自己,也就是从业人员本身的利益得失上,而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基金业的衣食父母,即那些普通投资人的诉求。

在我看来,十年来,中国的公募基金业没有为数千万普通投资人创造出稳定的、超过通胀的投资回报,才是公募基金逐渐失信于民、并被日益边缘化的罪魁祸首。我们不妨翻翻旧帐,看看这些年基民到底赚钱了吗?根据统计,自2001年9月第一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算起,一直到2010年6月底,中国基民投入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总成本约在5.61万亿元(首次发行+持续申购),扣除期间退出的市值约4.33万亿元(赎回+分红),基民的净投入成本为1.28万亿左右。

而截止到2010年6月底,偏股型基金的总市值为1.41万亿元,总市值与总成本之差即为基民的总投资利润,约为1317亿元。不过且慢,上述的数据并没有考虑到投资者申购赎回时支付的手续费,那可是投资者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按认购、申购、赎回分别1.2%、1.5%、0.5%的费率测算,不多不少,投资者支付了1000亿左右。所以扣除手续费之后,基民的总收益只剩下317亿元左右,这个就是中国投资者在过去9年间投资偏股型公募基金的真实总收益了。

所以,公募基金中长期处于总体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无法让几千万普通投资人达到稳定的预期收益,才是大家目前对公募基金不满的根源。试想一下,如果有让人信服的投资回报,大家还会那么苛刻地看待公募基金吗?正如一位知名的基金公司老总所言:“我相信只要基金公司把投资做好,交得出对得起投资者的业绩,有再多的花边新闻,也不会失去投资者的信任”。可见,赚钱是硬道理,“赚钱效应”的大旗不倒,资金自然会源源不断的流入。

中国市场波动巨大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公募基金没给大家赚到太多钱,不能全怪基金经理,主要还是中国市场的特殊性造成的。中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蹒跚起步,至今不满20年,一直带有明显的“新兴+转轨”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指数上,就是指数呈现出来的的剧烈波动。有趣的是,进入21世纪后,指数的波动不仅没有趋于平缓,反而是愈演愈烈。我们比较了一下中美两国市场每年的月平均波动率,数据显示,从2000开始至今,上证综指的月平均波动率接近8%,是美国道指的2倍。而2004年之后,波动的差距反而在加大。

20002009年上证综指和美国道指的月波动率比较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整理

未来20年,中国市场“新兴+转轨”的特点将延续。其“新兴”的属性,即人口红利、城镇化等因素,可以让我们持续放心的看多市场。但另一方面,其“转轨”的属性,包括经济体制和未来政治体制的种种改革,或将是市场继续产生巨大波动的重要诱因。中国的改革不止,市场的巨幅波动就不会停息。股市,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的一面镜子。

散户的追涨杀跌

中国公募基金的投资者呈现出明显的散户倾向。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基金账户数量接近2亿(包括重复开户的),其中99%以上为个人账户,平均单笔申购金额为1.5万元左右。毫无疑问,10年来,公募基金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基本理财工具,这也是近年来公募基金的一举一动备受舆论关注的原因。

个人投资者的最大特点是有投资的迫切需求,但又不专业。体现在具体操作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追涨杀跌。我们研究了一下过去10年基金新增投入(首次发行+申购)的时间分布。结果清晰的显示,在5.6万亿的总量中,接近60%是在2007年进入的,而2007年,正是指数从2000多点一路飙升到6000点,创下历史新高的最疯狂的一年。由此,几千万散户高位被套,至今财富损失过半,哀鸿遍野。

2001--20106月底,新增基金购买量的时间变化图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巴菲特说过: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不过,对中国的散户而言,追涨杀跌才是事实的真相和永恒的规律。中国的普通投资人在经历了种种惨痛教训之后,在重新面对新一轮的市场波动时,会变得理性和成熟吗?人性,几千年不变,以后也不会变。

绝对回报不应是富人的特权

综上所述,只要市场的巨幅波动、散户的追涨杀跌等问题在中国长期存在,以相对回报为基础投资理念的公募基金就很难创造出为投资人所满意的回报。历史为鉴,从2007年9月到2010年的8月的三年间,沪深300下跌了5%,201支公募股票型平均下跌了26%,而67支(同期可比样本)以绝对回报为基础投资理念的私募基金却获得了2%的正回报。

相对回报与绝对回报产品的平均回报与指数比较(2007.9—2010.8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目前为止,绝对回报在中国还只是富人们的特权。无论是阳光私募,还是公募自己的“一对多”,都要求最低100万的投资起点。普通老百姓要投资绝对回报的产品,对不起,没有。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公募基金要做绝对回报并不难。在现有的产品线之外,增加一类绝对回报的产品即可,或者改组现有的混合式基金,将绝对回报的诉求直接写入基金的契约中。

公募基金尚未推出绝对回报型产品,关键是监管层和从业人员对其迫切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统一。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公募基金的主流都是只追求相对回报的,即以持续重仓、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为己任,这种惯性思维对我们影响巨大。所以,“公募基金为啥不做绝对回报?”当我把这个问题很严肃的提出时,我的同事无一例外都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没听说过,美国也不做的。”要知道,我这些同事可都是基金从业十年以上的业内精英!不错,公募基金做绝对回报,没人做过,但在一个连“苹果皮”都可以被创造并广受欢迎的国度,我们为什么不试试?

本文作者为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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