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自10月初以来，美股持续大跌，美东时间11月19日，美股再度暴跌，纳指、标普500、道指分别下挫3.03%、1.66%、1.56%。同时，美元回调，美债收益率下降。
点评
此前我们曾提出，美股连续大跌，可能是特朗普景气终结的前兆，预示美国经济可能已经见顶，主因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减税效应减弱、贸易摩擦影响逐步显现等。近期的形势验证了我们这一判断。这对全球经济形势、宏观政策、资本市场、中美贸易摩擦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十年一个轮回，我们都还记得1987、1998、2008发生了什么，周期即轮回，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亘古不变。
本轮美股大幅下调直接原因是利率上升和风险偏好下降：一是利率中枢水平持续上移压制估值，二是投资者对通胀上行、美联储加息加快、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东地缘形势紧张等条件下提升的避险情绪。
1、“特朗普景气”可能终结，从经济周期的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可能正逐步从复苏转入滞涨，美国经济可能已经见顶，十年一个轮回。
我们此前曾判断“美国经济还在复苏，但可能逐步筑顶”，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了这一迹象：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加息进程加快、企业运营的利息和成本上升等。叠加全球贸易摩擦，市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上升。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欧经济边际放缓，全球制造业PMI为52.1%，连续6个月下滑，处于2016年11月以来的低点。美、欧制造业PMI分别为57.7%、52.0%，较上月下降2.1和1.2个百分点，欧洲为2016年9月以来新低;由于美联储持续加息、利率创八年来最高水平限制了需求，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创2014年以来最大跌幅，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特朗普景气”是相对于“奥巴马景气”。2008年以来靠低利率、转移杠杆、资产负债表修复、页岩油气技术革命等推动的美国经济复苏本来在2016-2017年前后筑顶，但特朗普减税进一步拉长了复苏周期。步入2018-2019年，随着特朗普减税红利释放动能边际减弱、承诺的基建投资存不确定性，叠加美联储加息进入下半场、逐步告别低利率环境、贸易保护主义推高通胀预期和美国政府赤字扩大，经济复苏边际上很难再加强，而通胀压力边际上可能逐步显现，加息预期增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2%以上，这既是市场预期的反应，也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
但美国经济周期筑顶、步入滞涨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将很快转入衰退，事实上美国经济还相当强劲，金融杠杆也总体可控。我们此前强调“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可能逐步筑顶”。同样，此次美股暴跌也并不意味着美股崩盘步入熊途，而更可能是震荡调整，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相当健康的。所以我们说是“特朗普景气的终结”，而不是“特朗普泡沫的崩溃”。
2、中美贸易摩擦双方都出现了误判并走向对抗，但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只是等待时机。随着通胀上升、经济见顶、美股大跌等，美国将逐渐感受到贸易摩擦带来的“痛”并有望逐步回归理性。
客观地讲，中美贸易摩擦之初，双方都出现了明显的误判：
3、美国中期选举：两党分治，掣肘内政，对华政策仍强硬
11月7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束，共和党继续执掌参议院，民主党时隔八年重夺众议院控制地位。
中期选举本质是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中期选举结果对美国两党的重要意义：1)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导致特朗普的内政有掣肘，特朗普要腾出精力应对国内政治，包括众议院对特朗普减税2.0计划、基建、社保和移民政策等的制约等，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和特朗普连任;2)众议院发起弹劾总统提案的概率增加;3)改选州长对本州的财政预算和政策施行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获得更多州长席位有利于为自身党派竞选筹集更多捐款;4)本轮中期选举当选议员，大概率在2020年的重划选区中发挥作用，为所在党派争取名额。
中期选举结果符合市场预期，对美国的内政推进、政治局势将产生影响，但两党、参议两院的对华政策并无分歧，对华的强硬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中美经贸关系短期可能缓和，重点关注11月底两国元首在G20峰会的会见，预计短期内难以达成全面的协议，但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中期取决于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经济股市走势、中国改革开放力度。
中美关系与对华贸易方面，两党分歧主要在内政，对华并无分歧，政界商界对华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特朗普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中美经贸关系短期缓和，当前中美均释放缓和信号，关注月两国元首会见;中期取决于2020年总统大选(2019年下半年启动)、美国经济股市走势、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下阶段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有三个重要变量：一是2020年总统大选，二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有缓和的可能，越是美国经济加快见顶回落、股市回调，美方越是感受到贸易摩擦的代价，重启谈判的可能性越大，中美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只是在等待时机。中期即2020年大选前各党派为赢得选票将再次加剧摩擦。长期看具有日益严峻性，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大力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是应对内外严峻形势的根本。
4、 面对全球经济放缓、金融市场动荡、企业融资难贵、企业预期转差等，我国应加强政策的预调微调，做好逆周期调节，未来供给侧改革应加强降成本和补短板力度。
去杠杆、财政紧缩、环保加强和社保改由税务征收等政策更多是经济过热时期的政策，在当前及下阶段经济形势下行时期，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应该调整为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不应将短期的需求管理逆周期调节政策与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长期改革需要短期稳定的宏观环境。
建议未来加强逆周期政策：
1)货币政策方面，未来继续降准降息，但不大水漫灌，易纲行长表示“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10月15日央行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资金1.2万亿，这是今年第4次降准。虽然今年4次降准，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但是信用派生、货币创造和传导机制不畅，未来应将宽货币和宽信用并重。从货币供给看，虽然银行表内资金大为改善，但受实体经济不景气和不良率上升影响，“惜贷”现象明显，资金沉淀，同时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受到严监管，货币创造能力大幅下降。从货币需求看，房地产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增加，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受降负债政策约束。
2)金融监管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宽货币走向宽信用，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刘鹤副总理表示“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10月19日一行两会表示支持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金加大股市投资，聚焦解决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10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由央行提供初始资金委托专业机构，支持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考虑到A股调整充分、估值合理以及未来可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政策可加大对股市的支持力度。
3)财政更加积极，个税抵扣方案已经出台，财政部长刘昆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规模减税措施”。未来应上调2019年赤字率，不要受3%赤字率的约束，强化功能财政，主要通过削减支出提高效率、大幅度地减税降费稳定微观主体预期、增加企业内生活力，减税方式从增加抵扣等间接减税转向直接降低名义税率，尤其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如从25%降至22%)和增值税税率(以增值税税率简并为契机将制造业税率16%分阶段降至10%)、提高减税后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行至中盘、转入稳杠杆，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中长期看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市场化取向和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5、从经济周期的基本面看，美国充分就业、通胀上升、加息步入下半场、利率升高，预示美国经济虽然仍相当强劲但有可能从复苏转入滞涨。
就业方面，时薪增速创新高、整体失业率维持历史低位，美国劳动力市场已进入充分就业阶段。剔除天气因素影响，8-9月美国非农数据仍整体向好，时薪增速突破2.5%-2.7%区间，达到2.9%，创2009年新高，失业率再度下探至近50年历史低位3.7%，劳动参与率62.7%，整体失业率空间进一步压缩。
消费方面，美国消费支出高位震荡。作为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个人消费支出在2季度GDP增速中贡献超60%。9月密歇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从3月至8月一轮波动下行趋势中反弹至100.1。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美国消费已处于历史高位。
投资方面，得益于特朗普减税红利，当前美国ISM制造业PMI以及非制造业PMI仍维持高位，但政策红利效果边际递减，房地产投资放缓。从工业投资来看，据我们估算，美国特朗普的减税法案预计十年减税1.5万亿美元，但主要侧重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带动企业投资。具体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约1.2万亿美元，主要在前几年体现，其后减税效应边际递减，如后期特朗普基建项目未被国会通过，则投资将趋于平缓;从房地产投资来看，根据我们提出的房地产分析框架——“长期看人口，短期看金融”在美国同样适用：人口方面，15-64岁年龄段人口增速将于2018-2019放缓跌幅，并于2021年再度快速下行。短期金融方面，伴随美联储加息进入下半场，基准利率上行带动市场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中枢上移，工业投资、地产投资成本抬升，对投资带来下行压力，房地产投资逐步放缓。当前美国30年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已快速攀升至4.71%，回到2011年5月水平。此外，6-8月美国新房、成屋销售折年数均明显放缓，最低分别达60.8、53.4万套，创2018年来新低，美国标普20中大城市房价同比增速自2月连续七个月下滑至9月5.92%，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创2017年9月新低。
出口方面，美国贸易逆差原因主要在其自身，贸易摩擦升级难以拉动出口大幅上行。由于市场抢出口，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反而扩大美国货物贸易逆差，6-8月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同比月度增幅分别达2%、13%、2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短期内并未降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反而持续扩大，贸易战只能带来贸易顺差国的变化，无非是从当年的日本转移至当前的中国以及以后的越南等。我们在前期报告多次阐明，美国贸易逆差主要由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等因素引起(详见《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本质、应对和未来沙盘推演》)，叠加美欧日零关税区推进困阻仍存及新NAFTA签订存在滞后效应，出口难以对美国经济带来正面影响。
6、从政策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升级贸易摩擦、伊朗地缘政治事件等提升市场避险情绪，同时，输入型通胀叠加需求拉动型通胀，或将倒逼美联储持续加息，利率水平进一步上移。
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明显紧张，市场波动性显著增强，VIX波动率指数上升，美国通胀逐步抬升。
薪资上涨、油价上行叠加输入型通胀使得美国通胀上行，伴随特朗普政府逐步升级中美贸易摩擦、退出伊朗核协议、加剧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攀升，多次突破80美元/桶水平线，创2014年11月以来新高，此外美国对华约2670亿美元商品施加关税，进一步抬升输入型通胀及其预期。8月美国CPI达2.7%，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但PCE与核心PCE仍持续上行，分别达2.31%、1.98%。
此外，特朗普公然干涉美联储加息进程、威胁退出WTO等政治行为增大波动性，提升市场避险情绪，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上移。近期美债收益率再度快速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9月初2.86%上调36个基点至10月9日3.22%。伴随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度炮轰美联储加息政策，同时特朗普威胁修改或退出WTO条款、严控移民政策等行为进一步增大市场波动性，叠加就业充分、严控移民、时薪上涨推动美国消费高位震荡，输入型通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仍将进一步抬升，或将倒逼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利率水平进一步抬升。
当前美联储对经济保持乐观，重申渐进加息，长期来看紧缩货币政策将放缓美国经济。9月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传递三大信号：年内或仍将有一次加息，2019年预计三次加息、年内第三次上调经济增速预期，将2018、2019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3、0.1个百分点至3.1%、2.5%以及移除“货币宽松”表述，表明加息进入下半场。此外，在近期公开讲话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表现“相当正面”(remarkably positive)，没有理由不认为当前的经济扩张“可以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再次重申渐进加息的必要性。伴随美国货币政策的逐步收紧，利率水平抬升最终将抑制国内投资产出与消费，放缓美国经济增速。
7、从市场角度来看，当前股票估值已2011年来历史高位，收益率曲线逐步趋平，经济增速高位筑顶叠加加息带来的资产估值调整风险不容小觑。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通过四轮量化宽松大量释放基础货币，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25%的历史最低点，然而物价在货币超宽松环境下并未出现明显上行，相反美股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成为货币蓄水池，股市进入长达10年的牛市。当前美股估值已达到历史较高水平：2008至2018年纳斯达克、标普500、道琼斯工业指数分别上涨224%、213%、214%，当前市盈率分别达47.5、23.4、23.7，达2011年以来高位，股市泡沫风险逐步积聚。
此外，收益率曲线逐步趋平，利率倒挂反应市场对美国经济长期预期不佳。一般情况下短端利率反映市场流动性充裕度，而长端利率反映市场对未来经济形势判断，当前美债期限利差正快速缩小，具体表现为短期利率快速上行，而长端利率上行缓慢，反映当前市场流动性收紧、通胀预期抬升、以及对美国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历史上来看，美国国债期限利差缩小、倒挂一般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下行以及衰退，尽管当前由于特朗普经济政策致使利差走势与经济增速出现背离，但长期来看收益率曲线进一步趋平或预示经济下滑，当前美债10年期与2年期利差已由2018年年初80-90BP水平缩小至55BP。
本轮美股下调是全球流动性收紧下风险资产价格的周期性回落，经济增速高位筑顶叠加加息带来的资产估值调整风险不容小觑。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股票表现往往取决于分子与分母赛跑，本轮美股暴跌中，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股票在过去主要受到对未来过于乐观的营收估计以及低利率的贴现而享受高估值的待遇，在当前经济增速边际放缓以及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下，资产价格面临回调风险。
8、从金融周期来看，金融监管边际放松，但居民整体资产负债表逐步修复，信贷规模、质量均处于可控范围，金融周期尚处于上半场后半段，美国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分类严格监管，尽管2018年5月特朗普正式签署修改议案，边际放松部分大中型金融机构监管要求，但经过近10年严监管，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得以逐步降低。当前居民逐步得到修复，居民部门杠杆率已从2007年97.9%下降至当前77%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升，整体金融周期尚处于上半场的后半部，金融系统稳定性较过去提高，由资产价格重调引起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风险提示：美国经济超预期，英国脱欧进程放缓，美联储放缓加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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