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万）。实际上，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第二，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183万）。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第三，2020年新生儿1200万，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预期。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左右。

第四，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疫情影响，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对2020年来说，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1987和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三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五，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2020-2021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而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第六，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第七，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1%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3%，中等收入国家为7.8%。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第八，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18亿人，较2010年的1.19亿大幅增长。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万）。实际上，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我们需要简要了解普查口径和年度口径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也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又被称为“小普查”。在不进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进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不同口径的数据是不可直接混合计算的。

比如2016年初，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总人口数为137462万人；而2016年4月20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小普查”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总数为137349万人 。

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183万）。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2020年人口总数为141178万，比2010年普查数据的133972万增加7206万，这两个数据都是超前期市场悲观预期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2000年增加为7389万。

过去十年人口增长的7206万比2000至2010年的7389万只减少183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放开背景下的短期新生人口反弹。

2016年、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1723万，比2010-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万左右，比2000-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万。

2017年之后，新生儿数据下降比较明显，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为1523万、1465万、1200万。

2020年新生儿1200万，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预期。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左右。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依然不小。

1200万是确切数还是约数尚待详细数据，按照1200万，则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大致符合预期。

2021年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2019年同一口径数据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数为1179万 。这意味着这一口径下2020年新生儿下降15%左右。

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疫情影响，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对2020年来说，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1987和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三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疫情影响，在前期报告《人口趋势及疫情影响》中我们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现显著下行，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疫情影响出生率主要源于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数据显示疫情导致较大比例欧洲育龄夫妇推迟育儿计划。另一个可参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疫情，北京地区出生率曾从2002年的6.6‰大幅降至历史最低点的5.1‰。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年初的影响会落在2020年，二季度起的影响主要落在2021年，2021年出生率数据可能会继续偏低。

第二个因素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由于国内出生人数在1987年是一个高峰，1987和1990年之后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以及这轮新生儿人数的快速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这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比如韩国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22.6‰降至2018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6.2‰降至2018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1.9‰降至2018年的16.8‰（相当于中国1996年前后水平）。欧美下降较慢，但同样处于下行趋势中，美国1970、1980、2018年分别为18.4‰、15.9‰、11.6‰；德国同时段分别为13.4‰、11.1‰、9.5‰。

以总和生育率来看，1990年美国、韩国、印度、越南分别为2.1、1.7、3.6、3.6，2018年则分别为1.7、1.0、2.4、2.1。总和生育率显著偏高的国家，如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均属前工业化国家。

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2020-2021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而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可能和几个因素有关：

（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目标更为多元化；

（二）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随农业、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体力劳动对家庭财富的边际回报下降；

（三）女性的人格和职业更加独立，劳动参与率上升； 

（四）住房、求职和教育成本上升，导致生育、养育的成本大幅上升。

（五）养老体系逐步形成，养子防老的功用下降。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还有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尤其偏高。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对这一过程艰巨性要有充分预期。

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政策似乎也已在框架上瞄准这两个方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相关政策值得关注。

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1%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3%，中等收入国家为7.8%。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2010-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的2000-20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有所加快。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18亿人，较2010年的1.19亿大幅增长。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而2010年这一人口数为119636790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300525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87163489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49658828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为24767人。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政策去杠杆力度强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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