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分仓背后的巨大利益空间，使得券商的“卖方服务”开始变味。

身为某国企财务公司副总经理的魏明海，不久前赶了一个饭局，与一家中型基金公司销售总监和一家小型券商代销部门负责人商量基金分仓事宜。

最后协商的结果是，由魏明海所在的公司拿出“帮忙资金”来认购2000万基金，以保障新基金发行规模，基金公司按照认购资金的40倍为券商分仓，而券商则将基金交易佣金收入的50%作为“回扣”支付给魏明海个人。

“对我们来说，买哪家基金公司的产品都一样，反正过几个月等基金打开就赎回了。”魏明海对记者透露，他几年前就发现了基金分仓背后的巨大利益空间，目前“专业”做相关业务。

根据基金2012年半年报数据，基金上半年向证券公司支付了20.68亿元的分仓交易佣金。2011年这一费用高达48亿元，往年高峰时期更是超过60亿元。

“资力雄厚，信誉良好，研究实力强”——众多基金公司表示在选择证券公司交易席位及分仓时，“最看重”研究实力的高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基金公司将分仓量多少与“血缘关系”以及对基金销售的贡献挂钩，并由此产生了投资行为的变异。

向股东券商倾斜

由于基金公司不具备沪深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必须通过券商的交易席位才能交易，同时，因基金规模大，需通过租用多家券商的交易席位进行交易，这种行为即所谓“分仓”。

70家基金公司中，目前由证券机构控股或参股的券商系基金公司就占了40家。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基金公司为股东创造佣金收入“不遗余力”。

如首创证券今年上半年获得基金佣金696.25万元，其中598.89万元来自中邮创业基金，占比达到86.02%，而中邮创业基金是其持股47%的基金公司。华鑫证券上半年的基金佣金为322.82万元，其中来自控股基金公司——摩根士丹利基金的佣金就达到229.82万元。华龙证券今年上半年来自基金的交易佣金为190.01万元，而这全部来自其持股46%的华商基金。

其实早在2007年，证监会就曾下发《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因为文件编号为“证件基金字【2007】48号”，被业内简称为“48军规”。通知明确规定，基金公司席位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当年所有基金买卖证券交易佣金的30%。

然而，汇添富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交易佣金总额为3502.1万元，贡献给股东券商——东方证券的佣金达到860.16万元，占比为24.56%。在2011年，汇添富贡献给东方证券的交易佣金为2215.71万元，占公司去年总佣金的比例为28.18%，几乎踩着监管红线。

“对于一些小型或区域性券商，如果没有基金公司每年向他们输送可观的佣金利益，很难说经营形势会乐观。”一位基金公司渠道负责人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券商系基金都存在给大股东暗地输送佣金的现象。

变味的“卖方服务”

对于未控股或参股基金公司的券商，形势就没那么乐观。这类公司尤其是研究实力平平、处于行业中下游的中小券商，凭什么能获得基金公司的青睐? 答案是“卖方服务”，一位券商人士对记者说，“目前，券商获得的分仓佣金一般为交易额的万分之八，由交易席位费、研究服务派点和基金代销奖励三部分组成。公募基金会将佣金支付给研究所，以及产品销售部门或营业部。”

其中派点制是参照西方研究模式的做法，由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基金经理、市场部等人占100个点的不同权重，对券商卖方研究成果和服务质量进行打分，并作为分仓依据。一些基金公司内部有详尽的评分细则，以月或季度为周期。

一家深圳大型券商研究所负责人表示，在以客户评价为主导的绩效考核模式下，很多研究员为了提升行业排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公关机构客户，其报告多由研究助理代劳，仅在报告时负责署名。

“在发表对行业投资偏负面的报告时，研究所负责报告营销的领导通常会提醒我们要注意客户的感受，经常需要对研究报告结论的写法进行软化和修正。” 一位券商研究员告诉记者，为了维护关系，还必须常常提交对基金公司新产品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价格甚至仅为几百元，售价最高的也不过5000元。

在研究报告质量日益下降的情况下，一些券商提供的服务也开始“变味”，除了为基金人士安排出国旅游、内衣及泳装模特走秀、豪华游艇酒会等各种活动外，销售团队也多选用美女。“我们公司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券商女销售带着研究员来拜访基金经理。”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对记者说。

“在一些基金公司内，几乎每一个涉及分仓话语权的人，都必须要一一打点，这样才能保证在分仓时多分一些。”某券商高管人士向记者透露。

“交易量”换“销量”

不过，在分仓利益链中，基金公司也并非永远占于上风。

事实上，除个别品牌实力很强、不愁销售的基金公司，大多数基金公司在决定分仓比例时，都将券商渠道对基金代销的贡献度做为比研报及服务更重要的指标。而在银行渠道“层层盘剥”的情况下，基金公司也越来越依赖券商。

记者了解到，深圳曾经有一个券商业内著名的组织“红花会”，成员均为深圳地区券商资管自营方面负责人。这也是基金公司渠道销售负责人最想加入的组织，市场传闻只要能够加入其中，谈好分仓，至少华南区的销量可以得到保障。

一些券商为了完成基金公司规定的基金销售量，也会拿出自营资金参与认购基金，在LOF基金(上市型开放式基金)和分级基金(在一个投资组合下，通过对基金收益或净资产的分解，形成两级或多级风险收益表现有一定差异化基金份额的基金品种)前十大持有人中，经常可以看到“积极认购”的券商。 某基金公司渠道销售负责人透露：“按照10倍分仓比例计算，如果券商销售1000万份基金，基金公司需支付相当于1亿元交易量的佣金费。目前行业平均水平是基金销售额的30倍左右。但是，缺乏发行渠道的小基金公司则可能面临券商60倍至100倍的交易量要求。”

对许多基金持有人不公平的是，为了完成承诺的分仓比例，基金只能刻意频繁交易，短线操作。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基金业的换手率要高过其他市场。

在海外市场，开放式基金年平均换手率65%-85%。但2006年到2011年上半年国内公募基金的年度平均换手率在250%-350%之间。

高换手率本是投资风格的一种，倒也不足为怪。但这种风格却势必会为分仓券商带去较高佣金，一些高换手率的基金因选择研究与渠道都薄弱的券商而遭到投资者质疑。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67家公司上半年平均换手率为135.21%，而换手率最高的长安基金平均换手率为413.38%。记者查阅长安旗下仅有的一只主动型产品长安宏观策的半年报，该基金当期交易佣金总量的30%给了恒泰证券、日信证券、天风证券三家小券商。

证监会的“48军规”中明确规定，基金公司不得将席位开设与券商基金销售挂钩以及基金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交易量。

据了解，为了规避政策的禁止性规定，基金公司和券商之间的约定都是事先私下谈妥，不会出现在正式协议中。代销分仓的费用要么隐藏在研究分仓下，要么改头换面，打着‘投资者教育费’的名义出现。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认为：“基金公司应该保护持有人的利益，而基金拿分仓换规模，最终是成全了基金规模扩张的欲望，而基民却要为交易量埋单。”

“规范基金分仓费用，不仅需要一纸规定，还需要监管层对基金换仓交易持续监督，针对换仓交易是否为必要性交易——换仓理由、换仓股票持有时间等指标进行跟踪，同时提高基金自律。”一位基金业第三方机构人士表示。

基金分仓

基金公司不能申请席位交易，只能从券商那里租席位。基金公司定期会把其基金的交易量按一定配比分给券商，同时给券商交易手续费。